大国博弈——不可靠实体清单背后,是合作还是对抗?

文:凭栏欲言

 

为什么任正非会惧怕爱国情绪绑架华为?

 

为什么世人皆知美国发动战争或贸易制裁的借口通常都是莫须有,但美国仍乐此不疲的找借口?

 

为什么别国经济一旦达到美国2/3就会遭受其全面打击?

 

为什么大国沙文主义如此常见?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反制美国的大王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5月31日,商务部宣布推出“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美经济的合作基础还有没有?

 

众多问题在传统经济学角度难以得到解答,却会在独立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冲突经济学,找到大国博弈背后的逻辑。

 

01

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2019年4月20日,在“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上,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发表演讲时提到,“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认为深圳几年后会超越美国的硅谷。对标硅谷那应该是指深圳将成为世界高科技中心。

不过任正非或许对张五常的观点有所疑虑,任正非认为科技创新不光要砸钱、还要砸物理学家、数学家等,任正非的质疑声振聋发聩:“房价这么高,怎能安心搞数学搞物理?”

 

深圳能不能成为地球的经济中心,尚需时间验证。但深圳的房价或将超前一步成为地球中心,全球十大房价最贵城市,中国已经占了4个,北上深港,目前的地球中心是香港。

张五常的导师赫舒拉发或许也会对张五常的观点持有异见,历史来看,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经济体量超越其2/3,哪怕是盟友,一旦超过即会发生冲突,而冲突正是赫舒拉发的重点研究领域。他或许不会认为只有经济内生动力就会打造一个地球经济中心。地球经济中心位置的转移,已不单单是科研问题,还将牵扯到大国博弈(冲突)。

 

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的封杀矛头直指深圳粤海街道办,被封杀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多集中于此,特朗普直言不讳的说,我们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未来重要工业领域超过美国。

这并不是自由竞争,这是大国博弈。

 

这是冲突经济学。

 

02

冲突经济学

 

张五常从不讳言其年轻时成绩并不理想(两次留级两次开除),这个过程反衬了其之后学习过程中那令人瞩目的优秀。

 

1959年,张五常25岁,从事了几年摄影之后,重返校园,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科,后转读经济学。1961年,张五常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导师赫舒拉发。

 

赫舒拉发在传统经济学领域同样是一位大家,他性格和蔼,嘴角常含微笑,思维敏捷,知识广泛,涉猎多个领域,授课乐于探讨,更是财务投资学的开山鼻祖。

 

赫舒拉发的更为卓越之处在于其已经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开始系统性研究冲突经济学,并将传统经济学与冲突经济学融合。

 

人类有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一种是生产或改造经济商品,另一种是占有他人生产的物品——维弗雷多·帕累托。

 

谋生的主要方式也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和创造有价值的服务,以便和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第二种是你可以多占一些不是由你生产出来的产品或创造出来的服务。这两种可分为生产与交换抢掠与冲突——《力量的阴暗面》,作者:杰克·赫舒拉发。

两种模式皆由人之自利性驱动,人或将资源投入生产增加自身财富并带动社会财富增加;或将资源投入抢掠增加自身财富,并导致社会财富减少(因为投入资源消失)。

 

但传统经济学几乎全部集中于研究生产与交换,甚少有人研究抢掠与冲突模式下的经济运行——冲突经济学。

 

冲突研究较少并不代表其行为不常见,小至偷偷摸摸、绑架勒索,大至权力寻租、大国博弈,皆是冲突经济学的表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把阶级斗争放在首要位置,也是一种冲突经济学。

 

人为群体动物,兼具个体性和群体性。人的群体性会要求壮大群体实力(公共利益)来对抗外部风险(竞争)。

 

个体逐利有损于公共利益,就表现为逐利性之黑暗一面; 个体逐利有利于公共利益,则表现为逐利性之阳光一面,这也是道德的基点,道德起源于个体行为符合公共利益

 

中国自古至今的都深受道德学说影响,强调公共利益,但过于强调公共利益会侵犯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受损则经济无效率。美国则相反,强调私人利益,美联邦成立之时是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难言公共利益。19世纪中期,美国文艺复兴领袖爱默生曾自孔子道德学说取经,影响并改变了之后的美国精神。

《力量的阴暗面》是一本系统性研究逐利性之黑暗一面(包括大国博弈)的教科书,也是赫舒拉发的代表作。

 

书中研究了存量资源何时会被用于合作创造财富,何时会被用于抢掠和冲突,以及激发冲突的其他驱动因素。可惜的是,这位大家极其喜欢运用数学。

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建言其他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数学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利于大众传播。

 

但赫舒拉发显然延续了自我的写作习惯,《力量的阴暗面》一书经常大量引用数学理论,相当晦涩,并不适合大众阅读习惯,大众传播度很低。

 

搜了一下某宝销量,排名前十的商家月累计售出两本。

 

03

横向冲突与纵向冲突

 

能力相当的冲突,称为横向冲突,能力差距悬殊的冲突则被称为纵向冲突。而现代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就是维持其纵向冲突优势,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都不允许别国有和美国横向冲突的能力。

 

1960年,谢林(美国)出版《冲突的战略》开始探讨国家战略政策方面的博弈问题,这是西方冲突经济学的早期雏形,可见60年前,美国对冲突获利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谢林认为,即算是不共戴天的战争,也包含着敌对双方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中苏冷战并没有转变为热战,即受到此影响,敌对双方的默契合作成功避免了战争升级。

 

冲突经济学,出发点仍源于人之自利性,美苏双方军事实力相近,是一种横向冲突,很可能投入大量战争资本却难以取得回报,即算先行发动攻击也难将对手一击致命,对方的反击反会让自己损失惨重,这不符合利己原则。

 

超级大国们力图在对抗情况下,理解对方的威胁与承诺背后心照不宣的信号,成功的避免了战争升级。

 

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战略定位即维持其纵向冲突优势。军事上,美国武力超越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经济上,任何其他国家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2/3就会遭到美国重点打击,美国的盟友日本也不例外。

 

中美贸易争端,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冲突,并没有向军事战争扩展的迹象。但美方在经济领域具有纵向冲突优势是不争的事实,这导致美方行为更具攻击性,但双方仍有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后文再述。

 

04

利益——决定是合作还是冲突的主要影响因素

 

合作与冲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合作还是冲突源于自利性驱动。

 

各国经济资源可视为固定存量(美国除外,美元的世界货币属性导致其可印钞在短期内任意购入经济资源,其他国家很难与其进行实力对等的横向冲突),存量资源即可用于冲突获利,也可用于合作获利。两者有如下关系:

 

1)      合作处于冲突的阴影之下

只有了解威胁和抗争、资本和劳力、原告与被告、国家之间、公司之间,冲突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才会选择合作。放至资本与劳力角度看,资本之间的垄断合作导致了垄断组织盛行,侵犯劳动者利益,反过来导致资本与劳力的冲突。资本与劳力的冲突导致资本承受更大损失,是冲突的阴影导致资本选择与劳力合作,从而双赢。

 

2)     合作是为了准备侵犯他人(或防止被侵犯)而实施的共谋

亚当斯密说:“当一国努力发展并变富有时,就会成为最易被攻击的国家”,这会导致侵略者们合作集体侵犯,中国熟知的典型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即使一国内部法律和政策能激发财富创造,但外部仍会觊觎其经济果实除非其有能力保卫成果,合作创造财富与合作保卫财富是缺一不可的。美国各州联合组成美国联邦,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英军侵犯。共同的抵抗目标压制了内部矛盾,美国奴隶州和自由州才得以联合。国家就是一种合作组织,一个随时准备抵御侵犯或者侵犯他人的组织,而足够强大的防御力量随时可以转换为侵略力量,大国沙文主义很难避免。可以谴责大国沙文主义来占据道德制高点,但要承认其客观存在。

05

恶意,冲突的其他影响因素

 

逐利是影响冲突最主要因素,但导致冲突的却不仅仅只是逐利。恶意就是影响冲突的其他因素之一。

 

很明显,人有好恶之别,远近亲疏之分。在正常交易之外,对于身边的亲人,人会乐于牺牲自身部分利益使其获得收益,中国绝大多数父母都乐于为孩子舍弃自身利益(享受)。而对于厌恶的人,则会宁肯自身利益受损也不想对方获得收益。恶意增加冲突,而善意减少冲突。

 

相同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共同目标赋予特定人群(国家)一种类似的血缘、亲情的关系,并触发亲和本能,互相释放善意。而对于群体之外的,则多以共同道德观(价值观)来判定亲疏远近。价值观偏差较远的(譬如不同宗教或政治模式差异的国家),或会导致双方互相怀有恶意,不吝于自我损失也要使对方损失更大,本可以合作共赢解决的问题最终走向冲突。

 

06

大国冲突为什么要占据道德制高点?

 

人之自利性符合群体利益,是道德的基点。而法律基于道德,用以作为解决具体事务的依据并以暴力机关维持其正常运行。在处理具体事务有法可依时,法律置于道德之前。但法律空白区域也不是真空,道德是潜在的依据。

 

美国的文艺复兴领袖——爱默生(1803-1882),就非常崇尚孔子的道德学说,并在其创办的超验主义理论刊物《日晷》中,连续刊载中国圣哲的语录,如《论语》、《孟子》、《四书》等。甚至被誉为“美国的孔子”。

注:超验主义认为人靠自己,爱默生名言,“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做你自己“直至今日仍是美国精神的象征。

爱默生推崇孔子源于其实用主义,爱默生时期,美国进行了工业化革命并爆发内战,美国作为移民国家,自我文化缺失、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物欲横流,国内内战又使其反思道德对社会精神、文化和法律的指导缺位。一种现成的成熟道德观有助于美国建立自身文化。爱默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构筑了美国独立、自由的新型文化。

 

但封建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并不为爱默生所推崇。爱默生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享有的纯粹是木乃伊的名声,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之久“。封建中国本身虽为道德治国,却缺失了具体的法律技术手段,道德观与具体事务处理完全脱节,反而形成了权术治国,常常导致对私人利益的侵犯,并压制经济效率。

 

在国与国之间,经常是法律的空白区域,道德就成为潜在的规则,不符合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标准,将激起冲突国家甚至围观国家的恶意,降低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至今在国际社会体系下,发生冲突时,抢占道德制高点,师出有名都是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必要的,但占字也可看出,多数时间这是手段而非真道德。

 

譬如:1898年,当时停泊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的美国海军“缅因号”巡洋舰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爆炸,造成164人死亡,100人受伤。不久后美国就宣称“缅因号”巡洋舰爆炸是西班牙水雷攻击造成的,并以此为借口向西班牙开战,美西战争爆发。但西班牙拒不承认发射水雷,并要求派人登上“缅因号”调查。美国却拒绝了西班牙人的要求,并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后将“缅因号”沉入大海,此事的真相也就成了“永远的谜”。

 

2003年,美国指责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拥有违反国际条约、足以威胁世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任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在联合国展示有关证据,一管白色粉末,要求联合国同意美国动武。

最终美国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绕开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那管白色粉末,普京认为搞不好那是一管洗衣粉。

上周,又出现了华为快递莫名被联邦快递转运至美国。联邦快递简单的一句失误解释了事,美方政界并无多大反应。

但可以设想下,假如这是中国快递公司将美国高科技公司快递转运至中国,美方态度必然大为不同。

 

很显然,美国的道德标准并不一致,其行为只是在利用道德制高点,激起国内(甚至旁观国)足够的恶意,进而可以顺利发动冲突手段,而假如没有这个道德制高点,其国内必然反战情绪高昂,冲突手段或难以落实。

 

世界本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当今世界,道德制高点被利用是客观事实,抱怨无济于事。一方面固然要予以谴责抢夺道德制高点,一方面却只能在承认这个客观事实之下寻求解决方案。

 

任正非就是一位深具战略眼光的领导者,任正非在接受媒体时表态:“目前对华为有两种情绪,一种是鲜明的爱国主义支持华为,一种是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任正非说,“自己的小孩就是不爱华为,因为他爱苹果。余承东总说老板不为我们宣传。我们制止他们瞎喊口号,不要煽动民族情绪。”

 

任正非表态背后的冲突经济学原理是什么?

 

很明显,任由国内爱国情绪发展进而与美方敌对情绪加剧,会导致双方深具恶意,华为或可能以合作模式解决的问题将演变为冲突加剧。作为企业领导者,逐利才是任正非的先天职责,他需要将方案推向合作而非冲突,消解双方的敌对恶意就是将方案推向合作的手段。

 

07

过度乐观,冲突的其他影响因素

 

我们在谈到金融时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预期,这是人类的理性思维的对未来走势的判断。非人类生物仅有本能,不具有理性思维,也不具有预期。理性思维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之处。

 

合作或冲突源于逐利,而逐利却只是个预期,而非现实结果。

 

人总是善于高估乐观,而低估风险,这点认知心理研究者已经证实。人先天的乐观预期或许会低估冲突投入,而高估回报,从而导致本可以用合作解决的问题走向冲突。

上图,预期较高导致双方失去合作空间,进而发生冲突。

 

08

市场换技术,到金融市场换商品市场的演变迹象

 

1997年之后,中国长期是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拉动经济发展的无非就是需求和投资,拉动世界经济发展,也只能源于这两个选项:

1)      对外输出消费需求,即贸易逆差,拉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由于中国持续顺差,对此是毫无贡献的,这点需要认清。

2)      吸收国外投资并提供收益,拉动世界经济发展。投资转变为收益的过程需要中国提供国内市场,为防止混淆将这个定义为中国投资市场,这个才是中国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市场换技术,正是吸收国外投资的产物,中国投资的高收益吸引海外资本以技术交换投资市场,中国投资高收益也掩盖了美国对中国输出逆差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国投资市场交换美国商品市场的合作。

 

特朗普上台之后猛怼奥巴马、克林顿对中国的友善政策,但彼时中美是深具合作基础的,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正是中国的投资市场带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依赖中国将美国经济拉出泥潭。

 

中美合作基础将力压冲突可能,从中国经济受益的美企不需引导也会倾尽全力调和中美关系,中美必然会是友善政策,事实上假如任期互换,特朗普的执政政策或许连上台都不可能。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日本,中日由于历史原因双方深具恶意,但中国投资市场的收益将中日之间的恶意掩盖,形成合作基础,中日多年政冷经热。

 

市场换技术是合作的产物,换代表了这是建立于双方意愿之上的合作,这本身并没有争议。中美逆差也是投资市场换商品市场的产物,这本身也没有争议,假如有争议的话,美国也不会20年之后才提出来。

 

争议的源头在于目前中国资本收益严重下滑,投资市场萎缩,这也导致了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又与美国高科技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对美国经济的拉动能力下降,但贸易逆差没变甚至还在增长,投资市场换商品市场的合作基础失衡。

 

合作是处于冲突的阴影之下的,合作失衡,所掩盖的冲突矛盾就暴露出来。技术换市场被当作问题提出,贸易顺差问题就也被翻了出来。

 

那么要使其不走向冲突,或需重新平衡双方合作基础,而产业升级势必难以放弃,可能选项有:

1)      中国投资市场萎缩,扩大新的市场补充

例如开放金融市场。笔者在上篇文章中详述过,美国对金融市场的开发欲望,和中国对商品市场的开发欲望(中国2012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同样的强烈。于是金融市场交换商品市场或许能成为双方新的合作基础。5月25日,郭树清表示:“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定调确认金融业继续加大开放。

2)      中国投资市场萎缩,消减对美贸易逆差,平衡合作基础

目前中国投资市场萎缩,美国已不愿意让中国维持原有对美贸易逆差,事实上美国本身并不在乎贸易逆差,其更在乎的是能从投资渠道和金融渠道赚回这个逆差。

3)      消减双方恶意,恶意将会加剧冲突的可能性

众多非理性情绪呼吁制裁苹果公司,但互相制裁会加深双方恶意,任正非强烈反对制裁苹果,中国政府目前也并未对苹果公司实施制裁,是释放了一种善意。

4)      双方调整各自预期

5月31日,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或立足于打击美方预期,促使美国将预期降低,以打促和。

近期文章中见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提出三张王牌反制美国,两张小王是稀土、美债、大王则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

 

稀土手段曾经在2010年动用过、而大量卖出美债,又会导致中国手中美债价值缩水。商务部貌似是吸纳了金灿荣的建议,出大王。

事实上有较高投资收益的时候,美国公司一直在强力润滑中美关系,这是利益驱动的,不需要特别引导也会如此。

 

而外资投资收益下滑之下,本被掩盖的冲突矛盾已经暴露,如果继续将外资投资市场作为反制王牌,固然可能会打击美方使其降低预期,但也可能是合作基础进一步摧毁,或还将激起双方恶意加深,将结果推向不可逆的冲突。此外,美元目前处于回流周期,特朗普一再要求美企回流,或将与合作基础受到摧毁问题叠加,造成助推效果。

 

CGTN女主播刘欣应约与FOX商业频道女主播翠西就中美贸易等相关话题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事后央视采访刘欣,刘欣表示专门佩戴玉吊坠,代表宁可玉碎这股气。

然中美双方处于纵向冲突或称不对等博弈,单以逆差来看也是中国损失更大,宁为玉碎固然重要,合作双赢才更有利。

这或者需要更多的人对此有一些更清醒的认识,而非仅仅打足鸡血,情绪爆燃,毕竟大多数“玉”肯定不希望自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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