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子宫里!一场残酷的育儿战争,正全面打响!

文|尼德罗

近期,香港TVB2016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被重新翻出,引发舆论热议。这部叫作《没有起跑线?》的纪录片,披露香港妈妈的竞争从子宫阶段开始,因为他们连怀孕的时间都要精准到某个月份,以便进入只招收1月份出生的某名牌幼儿园。

而等孩子出生之后几个月,各种培训班就紧随而至,全家都会陷入一场进军优质幼儿园的大作战中去。幼升小的激烈程度,远超大学入学考试,全民教育抢跑的现象,在香港这座城市显得特别稀松平常。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上海。例如,在大陆城市焦虑指数排名第一的上海妈妈们看来,“幼儿园自由”凌驾于一切其他自由之上,包括小升初自由、国金自由、车牌自由。

此前发生的上海2岁儿童斑秃的新闻显示,父母希望他挤进名牌幼儿园,所以给他报了5个培训班,导致孩子压力太大而掉头发。

在纽约顶级富豪扎堆的上东区,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也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英阶层女性在育儿中的比拼。

马丁博士的新书——《我是个妈妈,我需要一个铂金包》,用书名说明了这些妈妈除了攀比孩子,还攀比自己的身材、包包、社会关系等一切。

无论是香港和上海的中产阶级,还是纽约的上层社会,以及中国三四五线城市的父母,孩子的教育越来越成为整个家庭的重点工程,甚至是最核心的家族战略。

整个育儿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精细化,教育方式、投入的竞争变得日趋白热化,育儿——这个原本应该十分温馨,至少压力从未如此之大的自然现象——在今天变成了一场战争。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把越来越多的父母拖入育儿战争的泥潭呢?是高考制度吗?是高房价吗?是功利的教育培训市场吗?答案也许跟这些因素都相关,但从更宏观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切入,导致育儿战争化的原因可能是下面三点:社会阶层晋升通道的收窄、超级城市带来超级竞争,以及全职妈妈的社会价值迷思。

01 教育几乎成了唯一的阶层晋升渠道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创造了超过4亿的城市中产群体。这一群体构成了今天社会消费的主力军,也成为育儿赛道上潜在的竞争选手。对于50、60后来说,如果自己没有读过大学,那么这虽然算得上是一种遗憾,但却并不决定自己是否能发家致富。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卖瓜子的年广九也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一个卖茶叶蛋的收入可以超过搞导弹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看来,你也许会觉得分配方式不够不公平,但在当年,这恰恰说明了“学历并不重要”,以及“阶层晋升渠道宽广”这两点。

所以,1980年代教育培训只能出现在出国留学英语培训上,而不会出现在K12领域。这一现象,从199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冯文曾经在1997-2002年间持续走访、观察了一千多个大连市的中学生家庭,而她之所以能够大量进入学生家庭,所扮演的身份恰恰就是英语老师。这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好英语,以便将来出国留学。

作为1990年代的明星城市,大连普通家庭出现的给孩子补习英语热,要扩散到其他级别更低、发展更慢的城市,要到2000年之后。

2018年,中国的教育培训市场预计在8000亿左右,线上少儿英语培训市场规模超过300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一个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市场的机遇在不断减少,而整个社会都在进入“文凭社会”的阶段。

30年前,没有文凭,你还能找到别的机会实现爆发性成长;今天,没有文凭,你基本摸不到提升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边。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法律规范、社会制度越来越健全,更可以说是社会中上层人群一定程度上固化了。

今天,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想要踏入中产阶层,文凭是起码的敲门砖。你上了xx大学,那你就是我们圈子的人,这个阶层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残酷。而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想要更进一步,守住或者进入精英阶层,不但要有文凭,还要有艺术修养。

在通往较高社会阶层的道路上,读过大学的父母天然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能比自己差,没有读过大学但是拥有可观财富的父母,也认为自己的孩子有机会更进一步。总之,中国有数亿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获得更大的成功。

所以,起跑线的理论因为格外直观,就受到了特别的青睐,而抢跑也成为很多父母想当然的做法。

02 超级城市导致超级竞争

一个基本规律是,城市越大、越发达,育儿竞争也越激烈。客观来说,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与一般城市相比,优质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就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妈妈们而言,她们永远都在抱怨:“上海的好学校实在太少了!”

为什么一座拥有更多优质学校的城市,家长们会感慨好学校太少,原因很简单,因为选择太多了,竞争也变得更激烈。

对一个五线城市的家长来说,他的选择也许就是二选一,而对于上海父母来说,从门口的“菜小”到顶级的公立学校、国际学校,可供选择的学校也许一张A4纸也打不下。

当然,上海、北京、香港这样的城市,本身的竞争也更激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寓楼建得越密集,教育竞争越白热化。

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公寓楼极度密集,这意味着单位空间内装下了更多的人。这些人(包括孩子)想要互相认识,建立熟人网络,就需要耗费更久的时间(想象一下,如果你住的是二层高的公寓,孩子很容易就和邻居家的娃玩到了一起)。

而基本上,像超级城市的超高住宅,人是不可能能够认识整栋房子里的其他人的。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邻居都是陌生的,至少是不那么熟悉的,那么邻里之间是很难有合作的,没有合作那就是竞争。跟谁竞争呢?跟新闻里的牛娃,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孩子,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进行竞争。

本来,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一群楼上楼下的伙伴,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大,但现在因为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孩子所要面临的学习榜样不是某个神童,就是某个育儿明星家长的孩子。

在这一点上,互联网加速了竞争的程度。在上海、北京、香港,孩子对标的都是全球范围的优质孩子。许多孩子从小被希望考入美国的常春藤学校,要知道,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孩子们。

所以,超级大规模的城市带来了无比陌生的大环境,人和人之间竞争远大于合作,而教育竞争只是整体竞争中的一个版块。在社会阶层流通越来越狭窄的背景下,教育竞争开始甩开其他方面的竞争,成为许多家庭疯狂投入的一个主要方向。

03 全职妈妈的社会价值迷思

导致育儿战争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要考虑育儿的主力军——妈妈们的心理状态。而在妈妈群体中,又以全职妈妈最为激进和投入。

在《没有起跑线?》的纪录片中,说出“赢在射精前”的妈妈就是一个全职妈妈。这并非偶然,因为对于全职妈妈来说,育儿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自己每天都需要围绕着孩子转。而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女性实际上被工具化了——先是成为生育的工具,后又成为育儿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说,妈妈更适合育儿,而且如果夫妻双方男方收入更高,又不得不让一个人全职带孩子,那么妈妈就是不二选择。

从家庭现实出发,也许这没有错,但是这种选择存在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当一位母亲把养育孩子作为生活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时,那么意味着她也会陷入到一种歇斯底里、不能自拔的状态。

早期孩子的需求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母亲给予孩子再多,孩子也不可能完全满足。而到了孩子逐渐长大之后,很多母亲又无法拥有放手的能力,这也令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极为糟糕。但是,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养育的过程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这导致了全职妈妈们缺乏具体的伸手-收手指南。

举个例子,保姆帮忙带孩子,一个月6000也好,10000也罢,保姆是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标准的。但是,一般而言,全职妈妈做得再好,包括丈夫在内的其他人也不会认为孩子他妈一个月赚了2万或5万。无法简单用金钱来衡量,成了全职妈妈自我迷失的根本所在。

因此,要衡量全职妈妈做得好不好,孩子的教育就成了一个替代性的标尺。如果孩子上了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那么这就意味着全职妈妈的战绩辉煌。

而这样一来,也意味着全职妈妈能不能被社会承认自己的价值,需要的不是自己努力,而是让孩子出人头地,不要落后于人。换句话来说,全职妈妈将自己的命运和孩子的人生相捆绑,全职妈妈很容易失去自我。

这样为了追求社会的认可,全职妈妈对于孩子教育的精细化投入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不仅自己全勤投入,还会拉着丈夫、家人一起进入育儿战场。客观来说,由于阶层上升渠道日益狭窄,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全职妈妈的说法的确非常得打动人心,令其他家庭成员不得不放下手中别的事情,来为孩子的教育倾斜资源。

但是,就像纪录片中某位爸爸所举的例子,所谓“赢在起跑线”的理论,实际上存在很多漏洞。一方面,全职妈妈的忘我投入令人敬佩;但另一方面,育儿实际上存在很多“窗口期”,就像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孩子的成长过程也存在自身的规律。

此外,每一代人都不该被牺牲,每一代父母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打响育儿战役,意味着父母的过度牺牲,其中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也成为许许多多父母挥之不去的困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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